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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“稅越降越多”?

   2018-12-24 02:28

減稅與稅收增長,似乎成了一個難解的謎題。一方面,財政部部長劉昆11月表示,今年全年減稅總額預計將超過1.3萬億元,高于今年年初設定的1.1萬億元減稅目標。另一方面,今年前三季度全國稅收收入增長13.2%,盡管增速回落5.1%,但不少企業還是發出了“稅越降越多”的調侃。對此,一些專家解釋說“這跟經濟增長有關”。

經濟增長確實會拉動稅收增長,但不能掩蓋一些企業稅負增加的事實,不然就不會出現“稅越降越多”的質疑。在宏觀層面談問題,需先了解微觀層面的實際情況,知己知彼,說話才有力。比如現階段,有的企業經濟增長了,有些企業則相反,“抱團取暖”、“準備過冬”等網絡言論,也不是空穴來風,而質疑稅收越來越多的,正是這些準備過冬的企業,也大都是中小民營企業

要解答“稅為什么越降越多”,其實是有難度的。一是我國的稅收征管體系龐大,國家出臺的降稅政策,運行到基層就有可能“西施變東施”了;二是各地經濟發展不一,同一降稅政策在各地執行時“把握的尺度”有差異,經濟發達地區會“放水”,稅源緊張地區則會“擰緊閥門”;三是很多企業還不懂得通過稅務規劃,來依法減輕自身負擔。這三個要素應該是一些企業“稅越降越多”的主要原因。

筆者擺出三個事實,希望大家借此了解“稅為什么越降越多”。

第一個事實是:稅務局征稅不僅僅依靠稅率,在法定的稅率之外,還有很多“偏向”征稅的法規條款,這些條款對企業來說都是限制性的。

比如增值稅,其原理是按差額交稅,即用收入應繳納的稅款,減去支出墊付的稅款,把差額上交國庫。如果只按稅率繳納增值稅,那降一個百分點就是一個百分點,效果肯定十分明顯。但在我國的稅收實踐中,增值稅的征收不僅依據稅率,還依據各種“限制性”法規,即應稅收入要全部按企業適用的稅率計繳稅款,但企業在支出時墊付的稅款,不能全部抵稅。收入要全部納稅,支出卻不能全部抵稅,就拉大了收支的稅款差額,這個差額其實屬于“多收”的稅款。目前我國增值稅法規明文規定不能抵稅的支出項目有工資薪金、社保福利、銀行貸款利息等等;人力資源密集的服務企業,主要支出是工資薪金,這些支出不能抵稅,稅負就降不下來。

在“以票管稅”的制度下,抵減增值稅還有一個硬條件,那就是必須依據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稅款,即企業在支出后只有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才能抵稅,取得的普通發票就不能抵稅。目前大力推廣的電子發票就屬于普通發票,都不能抵扣增值稅。開出普通發票的賣方如數繳納了增值稅,買方卻不讓抵稅,這就用政策拉大了收支的稅款之差,拉大的差額都是增加的增值稅稅款。何況“稅款之差”可以由征收力度決定大小。所以,只降低增值稅稅率,不取消限制性條款,后者很容易將前者的降稅效益抵消。

企業所得稅增值稅一樣,也存在應稅收入都必須納稅、但支出不能全部抵稅的限制。企業財會人員每年的匯算清繳,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把不能抵減企業所得稅的支出項目調整出去,再在加大的計稅基數上,計算企業應該繳納的稅款,這肯定增加了企業稅負。

我國的稅收制度借鑒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稅收文明,但在借鑒時,收稅方法全盤接受,減稅方法選擇性接受,這種改變了其收支計算原理的做法,是否會影響其體系的科學性?是否會加大我國稅收的征收成本和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?

第二個事實是:稅率還是原先設計的那個稅率,但稅收監管升級了,也更為嚴格了。

我國各稅種的稅率,基本是在征收手段落后的時期確定的,為確保財政收入,定的都相對高。但現在征收手段更新換代了,稅率還是基本不變,稅收自然會大幅度增長。這就好比打魚,漁網還是那個漁網,但網眼變小了。

我國全面營改增后,為了保證稅款的如數征收,一些基層稅務部門還擴大了征收的口子,即原先不征稅的項目,都納入了征收范圍。

因此在降低稅率時,一定要考慮“網眼”變小的速度,不然降下的一個百分點也很容易被變小的“網眼”抵消。

伴隨降稅而來的,必定是稅務機關嚴格的依法監管。“網眼”大時,企業的一些行為不會“觸網”,但“網眼”小了,以前的某些行為說不定就“掛網”了。所以企業在自律方面要格外注意,要依法納稅,依法節稅,更不要有僥幸心理,違法亂紀,承擔的可能不僅僅是經濟處罰,還有刑事責任。

第三個事實是:財政收入指標最終都要分解到基層稅務部門頭上,變成基層所的稅款征收指標。

這些指標都是提前確定的——比如2017年就確定2018年的征收指標;也是當年必須完成的,就是當年頒布降稅政策,征收指標也不會下調,而且跟績效考核掛鉤。所以,每當國家財稅部門頒布降稅新政時,最緊張的就是基層稅務部門的征管人員,他們擔心降稅政策影響征收指標的完成,就會在降低稅率后,通過限制性條款或“開口子”來保證稅款征收指標的完成,要是全國的基層稅務所一起加大征收力度,就會“按下葫蘆浮起瓢”,在全國稅收指標上呈現“稅越降越多”的現象。

上述三個事實說明了我國稅收的復雜性,也體現出其中的矛盾性。要正確地解決這些矛盾,就必須考慮全面要素,采取“中醫系統治理”的思路,把準脈,扎準針,對癥下藥。核心點還是在于稅收法定,頂層設計要盡快地將稅法的制定權、執行權和解釋權三權分立,互為支撐,也相互管控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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